var ancestorid_94007='94007'; var isauth_94007='1'; var istop_94007='0'; var iselite_94007='3625602'; var iscommend_94007='0'; var islock_94007='0'; var title_94007='对话蔡尚君:在无数次蜕变中收割人生'; var body_94007='d
                           
 
 
 
     从以往他为张扬所编剧的作品来看,这本该是个处处都彰显着细腻本质的小资。谁曾想这一开腔,信口嘻哈起来,让你又不得不怀疑这话语犀利而梗直的人是否是东北汉子。这就是蔡尚君,一个浑然不见半点生涩的“新锐”。2006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红色康拜因》,将镜像从自己笔墨下惯常描述的城市挪到了城乡公路,他说,那是收获希望的路途,同样,也是埋葬理想的绝地。
 
     作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红色苗子”,他能深切理解七十年代生人的思想彷徨,也能理解新旧几代人各自的家庭背离。他坚信,是生存环境的日新月异,决定了这或残酷或美好的一切,无论是故事中的执拗的儿子,或是那隐忍的父亲,都是这个大时代下无法回头的代表性个体。一种生活,会成为人们选择留下来的理由,也会成为人们断然走出去的诱因。亲情、友情与爱情,在沉重的生存负担下,必然会变成分崩离析的精神碎片,它在矛盾爆发的那一刹那被人所遗失,但在风平浪静的时分却又被人小心拾起。
 
 


查查祖上几代,没准都是农民
 

     生在城市且长在城市的蔡尚君,没有过多的关心自己眼前的周遭过往,反而是将镜头瞄准了西北农村。田间的小麦、路上的康拜因,这都是自己以往未曾有过的体验,想来这个处女作为自己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精神上的收获,更有来自各方各界的种种质疑。
 
     宋子文:怎么想到要做农村题材的作品,当前只要有这样的影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要送到海外获奖,有着很功利的动机。
 
     蔡尚君:呵呵!我觉得这就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只有农村人才可以去拍农村题材的电影,难道我们身边有很多农民在拍电影吗?电影人所创作的,极少有自我的亲身经历,他们多半都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记录、去检视那些未曾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用哲学角度讲,换位思考、换位观察,是解决一切矛盾的重要手段,做电影也一样,我可不想去跟谁谁比拼苦大仇深、比谁更土、比谁等脏乱差,我只是在讲我想要表达的故事而已。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如果真有家谱的话,往上翻几代,没准都是农民出身。咱中国是农业大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很大,历来都有着相互流动的过程,城市人口恰恰就是因农民的不断涌入而壮大起来的。事实上我家是解放后才进的城,细盘算下来这还没出三代,不管我是否成长在城市,我都该记住,我是农民的后代,那里是我祖辈生存并奋斗的地方,是我的根。



 
父子间的背离,事实上取决于生存环境的变迁
 

     《红色康拜因》延续了蔡尚君以往创作中对父子关系的探讨,无论是《洗澡》还是《向日葵》,都无外如此。只是,他从未想到在自己执导后,会将这种两代人的矛盾表现得如此残酷、如此激烈,他认为,这本身的原因与自己的家庭经历毫无关联,而是自己面对了一个能令自己寒毛倒竖的故事,一个能令自己无时不为之震撼的好剧本。
 
     宋子文:看你以前的编剧作品,似乎总是围绕在父子关系上大做文章,没想到你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居然也没跳出这个框,这是否与你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
 
     蔡尚君:这我倒没察觉,不过说老实话,从前在剧本创作时也没有特地阐述父子关系的欲望,反而是在做了导演后,才突然有了些这样的想法。我是想表现矛盾,父子关系我觉得最直接也最具代表性,所以我就选择了它。表现矛盾有很多手段,假若第一时间里想到父子,那说明自己心中还是有这方面的情结。我和父亲之间,没有象电影中那样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会,就比如说你,还有你身边的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可能有这样相似的生活经验。
 
     我自小也不是什么乖孩子,特殊的家庭环境,决定了我与父亲之间那冷冰冰的关系。他沉默寡言,我也不想言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少很少,多半都是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彼此取得平衡。后来慢慢长大了,逐渐接受新的事物与新的生活方式,但发现自己与他之间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复杂起来,很费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父子关系,而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一种对峙。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那我们只能通过互不做声的方式在沉默中取得谅解。那是种很奇怪的感觉,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个人性子一起的时候,我潜意识当中几乎不将他当作自己的父辈。
 
     宋子文: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有没有到来过,这样长久的摩擦事实上很难取得平衡。
 
     蔡尚君:我觉得我们之间都还算是克制,这与他的自身个性有关,但同时也因我们之间有另外的冲突元素淡化了这些,比如说,我的姐姐。我的姐姐跟我不太一样,她与父亲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自己组建了家庭之后,都不曾缓解。姐姐把父亲的一切都否定了,似乎他从来就是一个失败者,她毫不忌讳地指责他的过失,甚至认定他是个碌碌无为的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我通常还会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去想,去指责姐姐为什么要对父亲这样苛刻。姐姐总是能讲出她自己的一大堆的道理,但我反过来却能理解父亲的苦衷。也许,就象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与父亲之间的思想沟通大多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方式,是在同一个角度上取得了一些谅解。
 
    小时侯,我对是否听从父亲的话很矛盾。母亲总是让我别听他的那一套,说听了他的,以后必然就成了他的那个样子,就完蛋了。在母亲的眼里,父亲的这辈子是失败的,他不希望我重蹈覆辙,他让我自己拿定主义自己做主,甚至就这么跟父亲扭着来对着干。这种意见对我很有影响,甚至到了现在我还在为此矛盾着。可以说,我骨子里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是对旧有生存状况的厌恶与拒绝、对未来生活的良好向往,逼迫着我与他站在了对立的两端。我觉得,我跟父亲之间都没有错,错的只是这个时代,它让我们背负上了不同的生存压力,父亲他有对我进行教育进行开导的义务,但我却不得不时时把他当作敌人,一个反面的参照物而已。
 
    我很多年来,都觉得有愧于父亲,尤其是现在再面对他那苍老的样子。但没办法,我却不得不那样逆着他,我只能通过精神以外的物质生活对他进行弥补,很矛盾。
 
 

 
城乡差距拉大,农民的生存环境越发恶劣
 

     《红色康拜因》讲求的父子关系只是一个侧面,探讨农民生存压力,才是切实的命题。在这个无处不催生矛盾的物质社会,生存压力可以淡化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可以改变人性,让人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开始一种你争我夺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都背叛了家庭、背离了传统,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下背井离乡,开始了无根无性的漂泊生活。康拜因,原本是农民收割希望的,就象早前歌曲中唱的那样——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但事实上在当下的社会,它也是斩断理想的机械工具,它承载着农民们一年一年的长嘘短叹,承载着逐年痛苦越发苍白的生活经历。

宋子文:话说回来,影片最终的目的不仅是要展现父子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裸显当今社会农民的生存压力问题。
 
     蔡尚君:我不是农民,但我能理解他们背负的生存负担。在创作之前,我很多时间都是走下去,以一个普通大众的姿态去看待他们的现实生活,我没找到任何小学生课本中学教材里描述的那般美好,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被孤立起来的社会个体。他们是积极的,努力想改变生活,所以不断劳动,不断走进那寄托着太多梦想的城市,但现实很残酷,相对于他们付出的努力而言,他们所得到的机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多数人仍旧在城里继续着另一种苦难生活,没有福利、没有关照、没有怜悯。
 
     在很多人眼里,他们都是不可理喻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生存环境的萎缩,却无人关心。农民是要指望土地生活的,但很多农民已经没有了土地。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建设小乡镇的运动,除了把土地变相兜售给企业与开发商之外,就是把农民都胁迫到城市。胁迫,这个词听起来很危言耸听的样子,但现实却就是这个样子。很多农村把小学都取缔了,再把乡一级的中学归到县里,地方医疗机构也是这个样子。说好听些,这是精简,但说白了,这就是胁迫那些已经牺牲了土地的农民进城生活,或远走他乡去打工。而到底走进城里怎样生活,倒不被各级政府所关心。
 
     宋子文:这样的现象在我的家乡也已经很普遍,我家在北方,土地资源很富足,多少年,也没听说有谁走出去谋生,但近一年这种情况突然多了起来,原本很安逸的生活突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破坏掉了。
 
     蔡尚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而是成了一种历史潮流。农村人走进城里之后怎么生存,他们怎么保障生活,不光要抚养老人儿女,还要负担子女的教育。他们都没有所谓的劳保,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他们不敢想象自己有天干不动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光他们不敢想,我想连政府都不敢想象那时候怎么办,整个社会都不敢想,只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不仅事物如此,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六十年代生人大多都没有什么城乡移民的经历,早年时侯户口制度很严格,随便进城是要被收容被遣送的。反而你们七十年代生人赶上了这个潮流,但能够在城市留下来,也要付出超出常人想象的决心与努力。
 
     城里人是怎么评价农村进城人口的,多半是男人出卖力气,女人出卖身体。当前的城市底层人群外来民工占据大多数,他们要经历多少重盘剥,被雇主、被老板、被工头、被房东、被城管,他们劳作一年才能赚多少,省吃检用的,但经历了这么多重盘剥还能剩余多少积蓄。他们也想回去,过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但现实允许吗?一个单纯的农民生活已经变得虚无、遥不可及,沦为一个梦想。
 
 
 
在路上,生死由天

 
    《红色康拜因》在海外的译名为“红色麦芒”,这也是影片最初想要用到的名字。麦芒,覆盖着收获的希望,却也尖锐异常。这正象是影片的故事一样,时时以一种针刺的状态阐述命题。蔡尚君自言,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影片的结构,都是在寻求这样针刺的感觉。如果观众们感受到了这种刺痛,那也就说明影片在某些方面做到了成功,如果在一阵阵刺痛中感受到了某种希望,那将是自己与小白最大的心灵慰籍。
 
     康拜因走过的那一路,就是在一系列的残酷经验中寻找希望的过程。观众们看到它的时候,就该有与此相仿的精神经历。作为电影人,蔡尚君未敢奢望中国当前这恶劣的电影环境能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回报,他只在如守望者一般等待着最终的结果,他说那感觉就象接受审判一样令人紧张,毕竟这是一个为中国人创作的电影,是一个切实为青年观众创作的命题作业。观众们的接受,才是自己最祈望的。当前自己就象是一辆开足马力的康拜因一样,一路疾行而来,生与死,早与自己所关心的农民命运绑缚在了一起,全由天来定。
'; var body1_94007=''; var sign_94007='图片来源:http://117.photo.pp.sohu.com/images/blog/2007/9/12/15/26/11592ec509d.jpg
查看原图 来源:http://117.photo.pp.sohu.com/images/blog/2007/9/12/15/26/11592ec509d.jpg

'; var cn_94007='mk-al@sohu'; var nickname_94007='宋子文'; var inputdate_94007='2007-10-08 12:44:01'; var mobile_94007='1'; var Upassportid_94007='mk-al@sohu.com'; var Usex_94007='1'; var Uartn_94007='507'; var Ueliten_94007='105'; var Ucommn_94007='84'; var Uloginn_94007='1819'; var Ulinet_94007='43983'; var Uscore_94007='31137'; var Upower_94007='2077'; var Ulevel_94007='6'; var Urole_94007='25'; var Uwenji_94007=''; var isretain_94007='0'; var islianzai_94007='0'; var Uavatar_94007='1'; var avatartype_94007='jpg'; var avatarstr_94007='0/7e'; var Uawatarkey_94007='3170a906';